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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建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曾因选址问题遭市

2017-09-22   总浏览:

 5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建”抗议后,垃圾焚烧渐渐淡出了北京人的视野。

5年后,一个个“卷土重来”的焚烧项目让人们猛然意识到,其实它们早已“不得不建”。

《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的垃圾焚烧项目进行了调查,通过采访政府官员、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专家、环保组织和民众,试图呈现这个庞大的困局里,每一方所面对的、经历的和承受的困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缺乏监管、不规范的地方垃圾焚烧厂已使居民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缺失,从江苏无锡到浙江杭州,再到广东惠州,全国许多地方都因反焚烧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导致看似简单的垃圾焚烧厂修建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也暴露出政府在“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方面的监督与管理难题

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又要开始环评了。7月底的一天,一个“垃圾圈”的朋友在网上看到环评公告后告诉了黄小山。

要建焚烧厂的地点和2009年时一样,位于昌平区百善镇和小汤山镇交界处,紧邻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西侧,距市区约35公里。

据说已有800多年历史的阿苏卫地区,曾是元代卫戍京畿的军事重地。地处素有“温泉古镇”之称的小汤山,这里靠近温榆河及其湿地,绿水环绕,芳草茵茵,房地产商们在周边盖了十几个高档别墅区。

正是因为这优美的环境,别墅区业主们在5年前掀起了一场“反焚烧”热潮。

2009年差不多也是7月,家住昌平区小汤山镇一处别墅区的律师黄小山,也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离自家约7公里的地方要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时,正是一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的公示激起了周边几个别墅区业主们的愤怒和恐慌——公示中称,将在阿苏卫地区新建一个日处理量为12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很快,电话、电子邮件、网上发帖、58辆私家车抗议巡游……附近的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反对,黄小山也以“驴屎蛋”为网名加入到了“反建”的阵营中,并迅速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事情发展了一个月后,在当年9月4日“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开幕当天,黄小山带领其他上百位业主聚集到了北京农展馆的门口,在大雨中举着写有“坚决反对在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场”的横幅沉默请愿。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这一事件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进而成为继2007年民众抗议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后,“垃圾焚烧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之后,黄小山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此后他放弃了律师身份彻底投身“垃圾业”;而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并未因此叫停,但前期工作陷入漫长的停滞状态。

直到5年后的这个夏天。黄小山上网扫了一眼环评公告,给北京市一位主管固废处理的官员打了个电话,经过这几年,他和许多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早已成为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动了?”

“动了。”

“你们这次拆迁真下狠心了?”

“下狠心了……”

和五年前相比,这一次,黄小山很平静。而这一次,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真的要来了。

而事实上,真的要迎来垃圾焚烧厂的地区并不仅仅是这一个阿苏卫。

根据2013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将建设44个垃圾处理项目,其中包括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和阿苏卫一样,这些垃圾焚烧项目都曾一度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建设计划纷纷暂停或延后。

而截至目前,位于门头沟区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已于去年年底建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不久后将全面启用;2008年建成的朝阳区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扩建工程已经启动;位于大兴区亦庄西南的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特许经营项目的招标刚刚完成;海淀区大工村垃圾焚烧厂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竣工;通州梁家务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也进入了环评阶段……

5年后的今天,又一次看到阿苏卫项目环评公示的居民回忆起2009年那次反建的“胜利”,念叨着垃圾焚烧项目又要“死灰复燃”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垃圾焚烧项目,其实从来没有“死”过。

垃圾已无处可埋,焚烧厂修建计划暂停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如何处理垃圾对北京人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那时候,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采取清运出城的方式,运到郊区的农田里做肥料。可是80年代之后,生活垃圾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金属、塑料、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质。这样的垃圾已不再适用于农田堆肥,而面对新的变化,政府相关部门既没有现代化的处理设施,也没有相关的处理规定,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那时候“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起初,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引起太多异议,直到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在对北京上空进行过三次航拍后发现,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环带区上,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竟有4700多座。第一次面对“垃圾围城”的窘境,北京市开始意识到,垃圾处理已成了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而首要任务是立即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所谓无害化处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降低垃圾及其衍生物中有害物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三种方法是填埋、生化处理和焚烧。

1994年,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北京第一次建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在资金、经验和技术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这也正是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由来。此后,通过与德国政府的合作,北京又陆续建设了包括填埋场、转运站等设施在内的一套现代化的垃圾处理系统。

然而,填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能够用于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垃圾产生量却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更严重的是,这种方法本身造成的污染也开始逐渐显现。2001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带领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二十多位专家一起,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勘测,他们发现,不仅场区周边臭气熏天,而且垃圾产生的渗沥液也有渗漏,距场区4公里处的地下水都已经受到了污染。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对北京其他几个填埋场都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检测结果发现,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都有地下渗漏,污染了地下水,周围出现了高发病村。”赵章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次提出填埋法应该逐渐淘汰。这(个提议)在全国还没有,北京是第一个”。

直至21世纪初,北京的垃圾处理90%还是依靠填埋,焚烧和生化的处理量总计只有10%。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焚烧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项成熟技术,开始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垃圾处理的专业角度来说,垃圾焚烧厂占地面积小,因而选址方便;垃圾经焚烧后成为飞灰和残渣,体积缩小80%~90%,易于进一步处理;而且燃烧产生的热能还可以转化为蒸汽用来发电或供热。但是,就在政府将这个看似能够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方案逐步提上规划日程的时候,公众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却成了新的难题。

“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会在人体内蓄积,溶于脂肪里不会降解。世界各地的焚烧厂,附近居民的发病率普遍都高。”赵章元理解居民的担心,焚烧厂排出的二噁英是危险的致癌物,经呼吸进入人体,日积月累会对周围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而国际上则公认焚烧的污染排放控制水平很高,并不会造成污染,所以德国、日本都建在市区内。

这正是民众反对的主要原因。早在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就曾明确提出“2008年前要建成朝阳、南宫、海淀3座焚烧厂”的目标。但直到今天,也只有服务于2008年奥运会的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在历尽周折后建成运营,另外的南宫、海淀、六里屯焚烧厂都和后来的阿苏卫一样,在周边民众强烈的反对中一再延后。

“我们总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城市基础设施。根本没想到大家对焚烧厂这么抵触。”当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他更没想到的是,2009年黄小山他们那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反建活动,竟然将项目暂停了。在媒体的关注下,阿苏卫的反建抗议活动不断发酵,关于垃圾焚烧的质疑、声讨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环评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环评不能通过,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就得不到批复,后续的一系列评估、手续更是无从谈起。就这样,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被民众的反对声成功“阻击”了 。

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担心的则是,每天,北京都在产生1.84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继续采用填埋的方法,每年至少需要500亩土地用于填埋。在没有足够土地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已有的填埋场只有超负荷运行。“多年来,北京一直是垃圾处理能力赶不上垃圾的产生量,如果再不焚烧,这么多垃圾去哪儿呢?” 吕江涛说。

事实上,筹建焚烧厂的计划也从来没有被放弃。

第二方案,为何难以实现

在有关垃圾焚烧的决策酝酿之初,北京市曾就“上不上焚烧”进行过多次激烈争论,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而在填埋和焚烧之外,生化处理因可“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的美誉一直被政府层面寄予厚望。

根据2009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到2015年,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将实现“433”的模式,即40%垃圾进行焚烧、30%生化处理、30%填埋。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已有6座堆肥处理设施,垃圾生化的设计处理能力将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20%左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条资源化利用的道路却并不顺畅。

2006年10月,作为全国第一个以“有机垃圾厌氧发酵生物处理技术”为核心的城市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位于通州区台湖镇的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开工建设。项目由北京一清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投资承建,总投资1.84亿元。

按计划,来自崇文区和部分朝阳区的生活垃圾将进入处理厂,经机械分选后,分离出易腐烂的有机物,采用最先进的厌氧消化工艺进行沼气发电和高温堆肥。如果正式运营,该厂每天可处理 650吨生活垃圾,产生生物沼气4.19万立方米,全年发电量达到3400万度。

然而,这个原定于2008年投入运营的项目,从建设到试运行一直建建停停,至今仍在设备调试的过程中。

“由于垃圾成分变化很大,原先的初步设计和现在具体的情况有一定的偏差。”据北京市市容委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所采用的厌氧发酵技术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完成分类的、比较纯粹的有机垃圾,但目前送来的原始垃圾经过机械分选后杂质仍然较多,处理后产生的沼渣也比预期要多,因而还需要对设备和工艺进行调整。

事实上,不光是设备不断地在调整,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建设本身就充满了曲折。1990年,该项目的前身北京市环卫综合处理厂开始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在建成后始终未能达到正常运行水平,自1993年6月起,就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2003年底,北京市环卫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安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北京一清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专门负责董村项目的重启与建设。2007年底,市政市容委又与该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合约,确定项目采用BOT模式(建设-运营-转让),特许经营期为27年。

但是,这个已经停产了十多年的项目并没有就此顺利进行下去。由于港方股东资金链告急、股权变更等一系列变故,项目再度陷入了停工状态。

2011年,香港安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所属的新环保能源公司被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收购。2013年,在首创集团的推动下,董村项目再度重启。根据新的项目方案,该厂的垃圾处理产能将增至930吨/日。

然而,有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董村项目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厌氧发酵技术在国外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由于国内外的垃圾组分存在差异、分类收集不到位等因素,该技术在国内很难落地。

这样的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早在去年年初,与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采用了相同工艺的上海市普陀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已经宣告失败——2013年2月,“因为项目选择的工艺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建设运营方上海百玛士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破产。至此,该项目已投入了3.5亿元,负债2.58亿元。

不仅是董村和上海普陀,北京的南宫堆肥厂、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等其他几座生化处理设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垃圾分类不到位,从居民处分类收集来的厨余垃圾量不足,各项目目前都只能以处理由机械筛分出的有机物为主。但对水分高、粘度大、成分复杂的原始垃圾而言,机械筛分的效率较低,难度也大,塑料、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质极易混杂于厨余垃圾中,因而造成堆肥的成本很高,所产生的肥料品质却不高。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曾参与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前期项目评审的徐海云指出,目前我国的生化处理实际上仍是混合垃圾堆肥,这就决定了堆肥只是“把原来的一堆垃圾变成了两堆垃圾”,在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之前,这种“资源化”的方式很难称得上是成功。

目前,董村垃圾综合处理项目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施工,进入调试阶段的同时,也在计划进行二期改造:通过在厌氧线之前加装一道筛分线,进一步筛除有机垃圾中的杂质。

事实上,有消息称,早在90年代,北京曾由民营企业家投资,建设过一个废弃塑料炼油厂,但由于设备对塑料的要求非常苛刻,建成后没能运行就关闭了。

2009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作为专家,参加了由海淀区政府组织的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评审会。在会上,某企业设计的厨余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引起了他的注意。据负责人介绍,该设施一天可处理10吨厨余垃圾,并将其转化为蛋白饲料和有机肥供给市场。

会后,大受启发的时红秀将这个项目作为案例放到了针对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循环经济课上,并将该设施作为现场教学点带领学员观摩、讨论。可是很快他就产生疑问:该设施平时没人参观的时候就从不运行,但仍然以每年3000多吨的处理量领取循环经济补贴、垃圾处理补贴,享受各种政策优惠。之后从该企业辞职的技术人员证实了时红秀的猜测:所谓的先进技术不过是个骗局。由于设备能耗过高,生产越多亏得越多,“拿的补贴比赚的钱多多了。”

在政府进行垃圾资源化尝试的这些年里,许多企业都声称研发出了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有人要求政府扶植进行大规模试验,有人希望有关部门摆擂台来挑战,但在徐海云看来,截至目前,这些“号称中国特色的技术都是假冒伪劣,没有成功的。”

他认为,政府之所以选择上马民众反对呼声很大的焚烧,其实也是尝试过许多方法之后的无奈之举:“世界上有的我们都尝试过了,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也尝试过了,都以失败告终。”

一位在垃圾处理领域工作的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是说没有去努力,而是现实证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等离子气化、炼油、做燃料……全国各地都做过尝试,结果都是行不通,最后只能是焚烧。只能说这是历史的选择,在现阶段这个工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适合的。”

不过对于这样的解释,赵章元并不认同。他认为,虽然目前民间的资源化技术都还不够成熟,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我们政府支持一些,选择一些相对好的技术,支持他们克服一些困难不就好了么?”

赵章元始终认为,“资源化利用”才是垃圾处理的最佳出路。近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考察,并在2011年与国内的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一起成立了“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以此推动资源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可是,除了尚未克服的技术难题,摆在垃圾资源化道路上的障碍还有成本。

“垃圾处理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曾参与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前期项目评审徐海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以厨余垃圾举例说,有人曾提出把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后,制成肥料送到田里。这样的技术并不复杂,但对于北京这种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周边并没有足够的农田接纳,如果要处理这些肥料,就需要通过铁路运送到其他有农田的地区,而由此消耗的能源、增加的排放、产生的费用“从理论上可以对接,但现实对接不了。”

“把垃圾变成资源没有问题,百分之百变成资源也没有问题,那就不计成本,但现实不可能。”徐海云认为,选择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必须要和社会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一味强调“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核算成本,是完全不可行的。

关于“焚烧”的技术与怀疑

沿莲石路一路向西,经潭柘寺隧道上鲁坨路,不到5公里后便能看到位于半山腰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它同时还是青少年环保教育基地,项目在设计之初选择了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融入了卡通元素的厂房风格。

作为全国现有的规模最大的三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一,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从去年年底开始试运行,目前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竣工环保验收正在进行中。按照计划,该项目在正式运营后每天可处理3000吨生活垃圾,年发电量可达3.6亿度,上网2.8亿度,另外还可为潭柘寺地区1000万平方米的面积供热。

然而,这个庞大的工程其实是计划外的产物。

2009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底北京地区的钢铁将全部停产,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首钢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服务领域,而垃圾处理恰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当时,“十一五”规划中的4个垃圾焚烧项目只有高安屯在几经周折后建成,六里屯、南宫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纷纷受阻,在垃圾将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寻找机会建设一个替代项目。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前从未涉足过环保领域的首钢决定以此为契机开拓新产业,随即组建队伍开始前期调研,他们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选址、工艺设备设计等一系列工作。考虑到民众还不能接受在城区里建设垃圾焚烧厂,焚烧厂的地址选在了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距市中心40公里的首钢石灰石矿区。

2010年7月21日,经政府专题会议讨论,总投资21.6亿元的鲁家山项目正式启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钢集团各出资50%共同建设,特许经营期为30年。

首钢石灰石矿区因周边居民很少,受到来自民众的阻力较小,项目经“绿色通道”加快了审批流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办齐了建设所需的所有手续。此事一度引发质疑,如此快的审批速度是政府为避免民众反对而将项目紧急上马。政府解释是垃圾之困已迫在眉睫。

走入厂区,全封闭的车间外并没有一丝异味。垃圾车从垃圾转运站运来时已提前分选和预处理过的生活垃圾,经由垃圾专用通道进入卸料大厅后,倒入垃圾池。经过在池内5-7天的发酵,垃圾的渗沥液尽可能脱出。脱出的渗滤液将进入专门的处理系统,而发酵后的垃圾则被投入焚烧炉。

据技术部部长赵树明介绍,整个项目全部引入国际一流设备,焚烧工艺采用德国马丁的焚烧技术和日本三菱的炉排炉, 以“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SCR脱硝”的技术组合,严格控制炉内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确保二噁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在分解、过滤后实现达标排放。其中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系统还将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燃烧后产生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氮气和水,进一步降低污染排放,而这在垃圾焚烧厂中还是第一家。

在中央控制室的屏幕墙上,一个个小屏幕实时监控着垃圾从进入垃圾池、投入焚烧炉到在炉内进行燃烧的全过程。在技术人员的显示屏上,四台焚烧炉的炉内温度、烟气含量等一系列数据也都一目了然。“这些数据都是跟环保部门在线联网的,只要一个不对,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二噁英问题,赵树明表示,垃圾焚烧后的烟气在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会完全分解。鲁家山项目的设计标准按照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0.1 ng-TEQ/立方米,即7月新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运行时炉内实际温度远高于850℃,停留时间也超过2秒,因此99.99%的二噁英在炉内已经分解。之后,烟气处理系统中的冷却塔会将高温烟气急速冷却,避免二噁英二次合成。最后,经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过滤,在经烟囱排出时,还将通过控制流速确保烟气在有条件再次合成二噁英之前就排放出去。

从开始试运营至今,除了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每季度一次的二噁英检测,首钢生物质公司为检验运行状况,又自主委托该机构对四台焚烧炉及周边地区土壤进行了多次检测。“每次的检测数据都在标准范围以内,最好的一次(二噁英)达到了0.009 ng-TEQ/立方米。”赵树明说。

但在环保组织看来,这些所谓的高水准工艺不过是“技术控”专家们的说辞,既不适应中国垃圾的特点,也不能解决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真正问题。

“不要说国外怎么样,任何国家的垃圾组分跟我们都不一样。”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陈立雯认为,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多达50%-60%,因而水分含量高,垃圾的热值很低,这样的垃圾并不适合焚烧,焚烧之后的烟气排放也很难控制。

而同属“自然大学”的毛达也指出,关于二噁英的排放目前在技术上还无法做到在线实时监测,因而一年测几次的做法根本不具代表性。

对此,技术人员解释说,通过炉内温度、烟气停留时间、一氧化碳浓度、活性炭喷射量等一系列参数,完全可以间接判断出二噁英是否超标。

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延明也否定了这样的担心,“5年来我一天没歇过,一天最少在这儿待12个小时。烟囱就在我边上,排出的烟顺着窗户就进我的办公室了,如果有污染,影响最大的是我。”他说。

然而,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这样的解释起不到作用。当对垃圾焚烧的疑虑超越了技术之争,巨大的信任危机就压在了政府和企业头上 。

而这样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

2013年底,陈立雯所在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曾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公开鲁家山项目的环评报告全本、烟气排放数据以及飞灰、炉渣的处置情况,但因当时项目刚开始试运行,环保局以还未进行环保竣工验收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只是他们众多失败申请中的一次。从2010年开始,“自然大学”曾先后28次向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提出过信息公开的要求,但大多进展不顺。除了河北、天津、广州等为不多的几个地区迫于压力公开了部分信息,更多的地方要么以所需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为由拒绝了申请,要么只给出了一个简单敷衍的回应,还有的索性根本没有回复。

提起这些,陈立雯至今仍然十分愤慨,“垃圾焚烧处理从技术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如果哪个环节你投放的东西不够就会出问题。你每个阶段加多少助燃剂,后期的烟气处理加多少活性炭、加多少石灰,你不公布采购清单,你加了多少又不给我看,我怎么知道?”

对于这种质疑,北京市市容委表示,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各种材料的用量每天都有记录,市垃圾渣土管理处的专业工程人员每月都会对此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将会给企业扣分,直接影响政府拨款的补贴。环保组织的要求并没有错,但并不完全可行。“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垃圾焚烧厂一般只公布与垃圾处理、烟气排放有关的终端数据,监管机构以此检查排放是否达标,并不检查其他与企业自身经营相关的数据。”而且,有些数据与运行成本等许多因素有关,是不予公开的。

当然,这也并非是唯一的原因。

有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数据不全也是信息公开难的一个原因。有个别参数,政府只出台了标准,却没有出台后续的检测方法,相关机构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检测,报告中那一栏只能空着。“这报告全都公布出来可能没问题,可你就一项藏起来了,解释一大堆也解释不清了。”

在北京,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每周四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进入焚烧厂参观。在高安屯、鲁家山,焚烧厂外都设有电子公示牌,实时显示车间烟气排放的数据。而阿苏卫的冯歧也表示,“政府有监管,我们愿意公开,请大家来参观。”

可是,由于许多民众对垃圾焚烧反对激烈,有些企业也担心一旦公开信息会被“鸡蛋里挑骨头”,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来,关于垃圾焚烧是否有毒、企业运营是否正规、选址是否合理……这一类的讨论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主烧”和“反烧”的各方始终抱着各自的观点互不让步,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垃圾焚烧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担心的)是人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陈立雯说。

赵章元也对焚烧企业的“诚信”表示怀疑。他指出,为了提高发电效率获取更高的利润,许多企业在运行操作中都存在往垃圾中掺加助燃剂等不规范的行为。“企业总不是老把火烧得很旺。国家要求掺煤比例不超过20%,实际上有的能加到50%。 没人监督的时候常常达不到应有的温度,二噁英会大量出现。”

但赵树明表示,这些情况并不会在鲁家山出现。区别于国内另一种主流的焚烧工艺循环流化床,他们使用的炉排炉从设计角度来说就不存在加煤助燃的可能性。而且,他们所接收的是经过分选和预处理后的生活垃圾,质量较高,在垃圾池里发酵后热值还会上升,已完全满足焚烧的条件。除了在起停炉时喷撒少量轻柴油助燃,平时运行时“炉子里就是纯垃圾,什么都不用掺”。

“以后我们的炉子里,油可能也不用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着使用清洁能源,同时也降低成本的原则,他们正在考虑之后用天然气取代轻柴油。

这也是时隔5年之后,华源惠众在建设方案中更换了焚烧工艺的原因之一。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所有规划、建设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的都是能耗小、飞灰产生量较少的炉排炉设计。当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歧说,这样的决定也是考虑到炉排炉的工艺早已在国外广泛运用,“北京不是作为试验田,要用成功经验。”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的吕江涛则否认了企业能够通过“多发电”谋取高额利润的说法。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文件,从2012年4月1日起,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仍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换句话说,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每焚烧一吨垃圾所发的电量中,只有280度电可以享受垃圾发电的价格补贴,超出部分仍按照常规发电项目的电价计算。“靠掺煤多发了电也没用,他们不划算。”吕江涛说。

近年来,随着生活垃圾处理被列入“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改用了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并举的原则,采用特许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模式。简单地说,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提供部分补贴,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资)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在特许经营期内管理、运营,期满后根据协议将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由北京环卫集团和京能集团共同注资的国有企业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特许经营期为25年。

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期工程由中美合资的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承建,而正在建设中的二期则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各出资50%。

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收入主要由上网电价收入和政府补贴两部分构成。因为单纯依靠卖电的收入无法实现收支平衡,政府会根据社会公共事业的“微利”原则,聘请专业咨询公司进行核算后,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

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填埋和生化处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运营成本很高,这给一些省市的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因而有些中小城市的垃圾焚烧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确实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而这些不规范操作导致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的对立。但对北京而言,政府无论在投资力度上还是选择合作企业上,都是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力争建成环保工程、示范工程,“目的是不一样的”。

都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垃圾处理领域,一直有一个国际通用的“3R”法则: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在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实行垃圾分类。

在环保组织看来,正是垃圾分类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存在问题的一大根源。因为干湿垃圾都一起进了焚烧炉,原生态的混合垃圾成分复杂,造成排放难以控制。与其大力发展焚烧这种高度依赖末端处置的处理手段,政府更应该从源头做起,抓好垃圾分类。

9月23日晚,银河Soho的一家咖啡馆。在一场有关垃圾焚烧与垃圾管理的分享会上,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泡方便面的盒子我认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疑问随处可见。在北京开始逐步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四年,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垃圾该怎样分类充满了疑惑。

4年前,因阿苏卫而“一战成名”的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请,作为唯一一个市民代表随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考察归来,他被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震撼,呼吁政府也应对垃圾分类引起重视,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然而4年后,对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质疑,他的态度却变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类上)几个亿的财政投入,没人分(类),你还让政府怎么投?”

的确,4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

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样的安排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极其艰难。

据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介绍,由于许多居民并不理会垃圾分类的号召,使得本来是起监督引导作用的“绿袖标”指导员不得不自己上阵分拣垃圾。 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这笔对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对亲自分垃圾的指导员来说已没有多大吸引力,人员流失严重。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东城龙潭街道华城社区,每户居民都有一张积分卡,如果每天将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厨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用POS机往卡里打入1分。“攒够50分就能换一张10元的超市购物券。”实施一年来,该小区的垃圾分拣正确率达到了95%以上。

但这样的措施也很难推广。据了解,在垃圾分拣正确率达标的试点小区, 政府折算到每一户的投入高达600多元。

“老百姓说,我才不分呢,分好了政府也是一辆车混拉走了。可问题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开看,里面都是一样的。”4年来,黄小山一直活跃在各个媒体上,除了接受采访也参加电视节目,利用各种方式呼吁人们从自己做起,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但都在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黄小山说。

至此,垃圾分类已然成为一个各方互相指责却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

而在专家和环保组织看来,能够打破这个循环的,应该是一套健全的垃圾分类制度。

早在2012年3月起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提出,北京市应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3年也出台了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调整方案,并于2014年1月1日实施。但具体实施效果甚微。

该条例的草案曾有一条:“不遵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个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但后来在公开征求民意期间,考虑市民意见,正式的条例中删除了这一条。

市政管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认为,在现阶段依靠对不正确分类进行处罚提高垃圾分拣率,时机还不成熟。

选址的政治学与方法论

在过去的几年中,除了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余各个项目均在一定程度引发了质疑和反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是选址不合理和环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太低。

2007年,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因群众反对而一度停滞,在2010年,该项目迁至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村后重新启动。但伴随着这个新址而来的,是又一轮的争议与质疑。

几年来,陈立雯一直在跟踪着这个项目的进展,在她看来,该项目的新址仍然是北京的上风地带,靠近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处于生态涵养区,而她认为政府在选址时并未考虑到这些真正的环境要素。

更糟糕的是,在2010年该项目进行环评公示期间,当时的环评单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还涉嫌造假。“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周边很多居民都反映,在做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时他们想去要这个问卷,但对方不给。在参与调查的范围内,有的单位并没有同意或者完全弃权,但环评报告里写的是100%同意。”陈立雯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项目当年选在六里屯和现在的新址都是没问题的,“因为现有的技术污染控制水平很高,垃圾焚烧厂并不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建在哪里都是可以的”。他表示,所谓焚烧厂不能建在上风上水地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来焚烧厂并不会对水源造成影响;而且从地理上讲,由于风向会随季节发生变化,因而也不存在什么上风地带。

但他也承认,现行的环评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不建焚烧厂,垃圾无法处理,所以一定要建。可建焚烧厂,就一定需要周边民众的同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目前,在北京所规划的所有垃圾焚烧厂中,只有大工村、鲁家山和梁家务3座是另外选址,其余均是在现有的垃圾填埋场旁边新建。这样的选址方案,对于政府来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政府在选址时会考虑“属地负责制”的原则,即生活垃圾应尽可能地在垃圾产生地所属辖区范围内进行处理。

其次,如果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周边的地区符合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条件,焚烧厂就能够与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相互结合,通过高效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形成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效应。未来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将处理填埋场的陈腐垃圾,也正是这个考虑。

第三,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坦言,比起开拓新地区,结合原有的设施建设新设施可能“周边居民接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5年来,虽然北京再没有出现过像当年阿苏卫那般轰动的抗议行动,政府为建设垃圾焚烧项目遭受到的阻力却也没怎么减少。无论是建在原有填埋场附近还是另选新址,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抗议、反对的声音。有关部门也觉得无奈: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在当年选址时周边基本都是人迹少至的农田,但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现在再新建设施时已很难避开居民区。

事实上,易选址本是垃圾焚烧项目的一大优势,因为占地面积小、烟气排放可控,德国、日本等国家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市区。这样一来节约了运输成本,二来也能为周边居民供电供热。但在中国,由于民众普遍难以接受,政府不得不放弃成本的考虑,将焚烧厂越建越远。

“社会上还是存在邻避问题,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大家都需要,咱们的处理能力都是不足,但大家还是都觉得,我承认你没什么危害,但就是别建我家门口。”吕江涛说。

不建在家门口,意味着不断拉长的垃圾运输距离,而垃圾运输距离就等于成本;可建在家门口,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博弈。

根据新的规划,由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四个村庄与垃圾处理设施距离过近,也为了配合昌平区未来的城镇建设规划,这次在启动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的同时,也将筹备对周边四个村进行整体搬迁。

市政市容委没有完全否认村庄拆迁与建设焚烧厂之间的关系。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跃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者“其实有关系也没关系,主要是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借助焚烧厂的项目进行推动,找到一个契合的时间点。”

对这四个村的一千多户村民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拆迁的消息。自90年代起,村民们就曾因距离填埋场太近多次提出过拆迁的要求。作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运行最早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多年来一直因臭气而饱受诟病。虽然政府曾先后投资4000万元对填埋场进行过除臭改造,但效果始终不明显。村民们年年忍受着场区散发出的恶臭,每到夏天,挥之不去的臭味把人逼得连门都不敢出。

“实在太臭了,不然好好的谁想离开自个家啊,俺们也不想跟政府闹。” 一位村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9年要建焚烧厂的时候,一纸《阿苏卫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村庄搬迁实施方案》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但随着焚烧发电项目的停滞,搬迁也不了了之了。

5年间,曾和黄小山一起抗议的业主们,有的早把房子卖了,有的移民去了国外,还有的已经接受了现实,“反建”也不太提了。

5年来,村子里关于拆迁的各种传言不断,但村民们在时时相伴的臭气中,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然后无望。

关于阿苏卫的拆迁问题,几年来北京市曾多次讨论,但由于所需费用太高,此前一直都没能下定决心。尽管政府方面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有消息称,此次对阿苏卫周边四个村的拆迁,费用超过70亿。

如今,阿苏卫又将建起的焚烧厂,焚烧厂规模还将从原先处理量1200吨/日扩建为3000吨/日,为的是每天处理新增的生活垃圾同时,能逐步把填埋场中累积了20年的陈腐垃圾挖出来,一并进行筛分并焚烧,以此彻底解决填埋场长期存在的污染问题。可现在阿苏卫的村民已不再在意了。他们只想尽快离开这里,摆脱忍受了20年的臭气,摆脱对不了解的未来焚烧厂的担忧。

而市政市容委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建焚烧厂将是东部大城市必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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